《万历十五年》发生了什么大事？为什么这么火？

　　《万历十五年》发生了什么大事?

　　1、万历十年，1582年，一代名相张居正逝世。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嘉靖廿六年进土，才华横溢，相貌堂堂，重要的是玩政治很有一套。明朝中期，朝政腐败，大地主兼并土地，巧取豪夺，地主豪绅越来越富，国库越来越穷，张居正下令清查土地，又把当时名目繁多约赋税和劳逸结合起来，折成银两来征收，称为“一条鞭法”。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居正改革起了明显效果，财政收入达到700万两，国库存粮够支10年。明王朝重新涣发生机。

　　因张居正深得穆宗信任，临终时把皇太孑朱翊钧托付给了张居正，高拱，高仪。张居正深得太后喜爱，把教育太子的事情全权交给了张居正。一直以来，皇太孑非常惧怕张居正的严历，朝政也落在了张居正和太监冯保手上。神宗在位十五年，由最初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孑长成了一个20多岁的青年，他早已不愿意像傀儡一样在别人的制约下走过程，他想当一个真正的君王。从万历十年到十五年，神宗彻底清算了张居正，所有改革被废除，刚有转机的明朝政治又滑向黑暗。他们君臣之间的恩愿情仇就此了结。

　　2、张居正死了，神宗亲政，各种势力失去张居正制约而抬头，明朝最大的危害党争出现，陆续出现了浙党，昆党，东林党等多个派别。神宗有一长子朱常洛，他与一宫女所生，乱性所为，不受神宗喜爱，有一个大臣户科给中事姜应麟上书立朱常洛为太子，神宗不答应，你想，谁会把江山送给自已不喜欢的儿子?“国本之争”由此开始，无休止的争吵，让神宗厌倦了朝政，再加上自身有腿疾，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万历开始二十年不上朝。

　　3、万历十五年，一代名将戚继光逝世。戚继光扫平了东南沿海的倭寇后，北方的鞑靼还不时入侵，对明王朝构成严重威胁，张居正把戚继光调到北方区镇守蓟州，戚继光到任后，修筑北方长城，严明军纪，改良火器，多次击败鞑靼的进攻，是北方防线牢不可破。张居正死后，戚继光被贬，于万历十五年抑郁而终。

　　4、也是在这一年，东北的女真族崛起，努尔哈赤吞并建州哲陈部，距离统一女真还有五年时间。而大明王朝毫无注意，危机正在一步步逼近。

　　万历十五年，平静而又暗流涌动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大明王朝一步步滑向深渊。

　　《万历十五年》为什么这么火

　　万历十年张居正死前，在他的主持下朝廷照常运转。小皇帝从小在张先生的严教下成长，自然也是规规矩矩勤勤勉勉。再往前看，嘉靖一朝皇帝也是疯疯癫癫，一心修道炼丹，但是从小经过大礼仪事件的嘉靖皇帝一直有着对人性对官场对朝廷非同寻常的认识。在位四十多年虽说不见得是位明君，可御下之术用人之权真是炉火纯青，整个朝廷也能维持着平衡稳定。

　　但是实际上到了嘉靖末年，明朝这套政治制度内核上的弊端已经不经意地凸显出来了。皇帝只顾用人，要通过维护自己“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形象来实现中国古典政治语境中，天子半人半神的裁判权和话语权，总得搞的神神秘秘不可琢磨。殊不知皇帝终究还是人，经过近四十年的揣摩熟悉，下面的一众大臣表面上当然还是顶礼膜拜，但是到了具体的事情上，皇帝本身也被臣子琢磨透了。

　　这样一来，一个严嵩下台了，就会有第二个再上来。文官官僚内生成了一个利益阶层，在运行国家机器的同时也派生出自成体系的组织和架构方式。皇帝对于这一阶层的影响和掌控，到了嘉靖末年随着皇帝的力不从心已慢慢有失效的迹象。皇帝用大臣如落定棋子，大臣“用”皇帝如排头猎枪。《大明王朝1566》中，张居正建议裕王说，依臣看，倒不如让浙江彻底乱起来!也恰恰体现着这种失控。可是，四十余年来，大臣换了一茬又一茬，皇帝却只有一个人，个中压力和疲倦，自然异乎寻常。

　　一切的变化实际上发端于张居正之死。张居正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掌控大明十年，缔造了明朝回光返照式的万历中兴，死后却被自己一手培养的万历皇帝反攻倒算差点鞭尸。不知道万历是怀着怎样复杂的心情开始亲政，起初几年，皇帝还算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亲自主持祭天祈雨，步行回宫。

　　但当他似乎要大权独揽之时，却发现朱家大明的政治局面远没有那么简单，单就是立储一事，不但遇到了朝臣的强烈反对，连生母太后也出面力压。万历皇帝扛了五年，到万历十四年郑贵妃生下皇子朱常洵，这个拉锯的局面彻底被点爆，长达十几年的“争国本”事件就此开始。

　　这一系列事件的本质实际上是皇帝理论上个人的“无限”权力和文官作为经理人进行行政和解释所必须从皇权割让而获得的权力之争，嘉靖年间皇帝的“精明”和大臣的妥协使得矛盾两方一直保持着动态的平衡。自从成祖设立内阁制度以来，历代皇帝都小心地维持这个平衡，却从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张居正虽位极人臣，但是他心里了如明镜，他手上的权力，仍旧是来自皇恩浩荡，不过是皇帝年幼，自己代为执政罢了。令人想不到的是，万历亲政后，神宗皇帝面对同样繁乱的局面，居然采取了这种自暴自弃的、“赌气式”的不上朝的方式来进行冷处理。这一赌气，就是二十多年。

　　这说明，到了万历十五年，皇帝已经对这种无休止的、耗费精力的权力平衡束手无策甚至感到厌倦了。

　　这也说明，大明朝政治体制内核的这种矛盾，在皇帝放弃的前提下，机制上已经彻底失去了调节能力，不但凸显化了，而且溃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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