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郎织女的故事和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一直都在流传。这两个神话传说有高度相似的地方，因此引发人们的猜想，他们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明世说新语》主要内容简介及鉴赏
《明世说新语》简介|鉴赏 明代文言轶事小说集。明李绍文撰。八卷。 《四库全书总目》谓其“所载明一代佚事琐语，迄于
2024-10-14
三、二者的纠结、发展、分离
牛郎织女的传说与董永七仙女的故事首次发生联系是在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中。《搜神记》卷一：“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董永上工的路上遇到一个女子，那女子要与他成亲，董永推脱不了，便一同来到主人家。妇人“能织”，“一旬织缣百匹”。帮助董永偿清债务后，便与之告别了。临行之时，她向董永说：“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上帝令我助君偿债尔。”这时，董永遇仙的女主人公已经不是曹植之诗的“神女”，而是自称“天之织女”了，从而将上述两个故事联系到了一起。
之后，两个故事历经千年，有了各自的发展，但总体来说，牛郎织女故事流传更为广泛，历代史料、作品中有关记载比比皆是。如 “古诗十九首”《七夕双星》中有：“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携素手，扎扎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儿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晋代宗怀的《荆楚岁时记》进一步说，织女是天帝的外孙女，七月七日夜晚与牵牛在银河相会，已经为这个恋爱的故事勾勒出一个鲜明的轮廓。到了南北朝时，任眆在《述异记》中记载：“大河之东，有美女丽人，乃天帝之子，机杼女工，年年劳役，织成云雾绢缣之衣，辛苦殊无欢悦，容貌不暇整理，天帝怜其独处，嫁与河西牵牛为妻，自此即废织紝之功，贪欢不归。帝怒，责归河东，一年一度相会。”同时期待吴均在《续齐谐记》里记载：“桂阳成武丁，有仙道，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弟曰：‘何事渡河?’答曰：‘暂诣牛郎。’至今云：‘织女嫁牛郎也’。”到了唐代，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有：“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记述唐玄宗与杨玉环，以牛郎织女为例，共誓白头之约。宋代秦少游专门写过一首《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相对而言，董永遇仙的故事却似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从晋代到唐代的董永遇仙传说材料几乎是空白。仅在敦煌残卷《董永变文》等少数文献中见有记载。变文中说，董永的儿子董仲长到七岁，受人羞辱，要找母亲，一个道士孙宾告诉他说：“阿耨池边澡浴来，先于树下隐潜藏。三个女人同作伴，奔波直至水边旁。脱却天衣便入水，中心抱取紫衣裳。此者便是董仲母，此时纵见小儿郎。”分析其原因，大概民间认为，既然牛郎已经与织女结缘，那么董永怎能再与之结为夫妇?这不是重婚，便是“第三者”了。
到了宋元明时期，故事有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就是七仙女的出现。明代人所编的一部载录宋元旧话本的小说集《清平山堂话本》中的《董永遇仙传》有这样的记载：董永的儿子董仲舒为了寻母，道士严君平指点道：“难得这般孝心。我与你说，可到七月七日，你母亲同众仙女下凡太白山中采药，那第七位穿黄的便是。”董永所遇的仙女第一次成了“七仙女”。从此之后，明清以来的各种地方戏中，董永所遇的仙女都叫七仙女了。
而在中国古代星象学中，北方女宿扶筐七星为人间桑蚕、纺织的主星神。《晋书·志一》、《隋书·志十四》中记载有“盛桑之器，主劝蚕也。” 《宋史·志三》中记载有“扶筐七星，为盛桑之器，主劝蚕也，一曰供奉后与夫人之亲蚕。明，吉;暗，凶;移徙，则女工失业。彗星犯，将叛。流星犯，丝绵大贵。”这与《董永遇仙传》中首次出现的七仙女非常吻合。从此，董永之妻在天上有了新的归宿，而不再是那颗与牵牛遥望在银河两端的织女星了，当然，牛郎织女的传说也与董永七仙女的故事自然分离开了。